全国服务热线熊猫体育网站河西走廊，连接中原与西域、东西方文明的伟大通道，数千年来从未中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祁连山，丝绸之路难逃埋没黄沙的宿命。
2100多年前，匈奴人曾留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今天，在保护与发展的博弈中，如何寻找人与自然和谐之路？
新华社记者在两年多时间里七次探访祁连山，累计行程上万公里，走进甘青两省保护区核心腹地和农牧民家庭，寻找绿色发展新动能，听到了祁连山的声声呼唤
一阵喧闹后，山谷重归寂静，只等着冰雪消融、春暖花开时播撒草籽、恢复植被。
3个月前，这里曾机器轰鸣了3天关井口，清废渣，拆宿舍，挖了几十年煤的矿井被彻底封停。
50多岁的靳修亮成了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下泉沟矿井的最后一任业主，这座矿井位于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4月初，寒意仍未褪去，而清冷中酝酿着新的力量。走进祁连山深处，可以领略到壮美的草原、森林、雪山、冰川，不时也能发现黑黑的矿洞、破碎的山石，那些是近几十年里人们过度索取带来的后果。
祁连山孕育了维系河西走廊绿洲的黑河、疏勒河、石羊河，养育了下游500多万人；由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河西绿洲和祁连山共同构成了阻隔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南侵的防线，也是拱卫青藏高原乃至“中华水塔”三江源生态安全的屏障。
同时，祁连山区矿藏富集，被称为中国的“乌拉尔”。开矿是最快捷也最直接的“靠山吃山”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小煤矿为主的矿山探采规模持续加大。在开矿高峰期的1997年，仅张掖市824家各类矿山企业中就有770家在保护区内。
甘肃省张掖市、武威市、金昌市三地的最新一轮清查数据显示，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目前还有各类建设项目和需要整改的问题200多处（个），其中矿山探采项目逾60个。
4月13日，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在向甘肃省委、省政府通报督察情况时指出，祁连山国家级保护区内已设置采矿、探矿权144宗，2014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保护区划界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仍然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大规模无序采探矿活动，造成祁连山地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地表塌陷等问题突出。
今年2月，记者来到祁连山深处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一处采矿点，看到一条几乎能容纳3辆汽车并排通行的道路穿过保护区核心区。两边碎石嶙峋、植被尽无。根据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核心区禁止任何人类活动。
如今，轰鸣声和尘灰散去，林间复归寂静。甘肃、青海两省境内的祁连山保护区内大部分采矿、探矿项目已被关闭或冻结。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祁连山区先后经历了森林采伐、矿山探采、小水电开发、旅游设施建设四轮大规模开发。
以水电开发为例：1999年至2013年，张掖市在祁连山保护区范围内建了20座水电站，武威市则有15座水电站在保护区内。黑河干流张掖段已建成的10座梯级水电站，过去均未按要求下泄生态用水，已影响流域生态环境，现在水电站生态水下泄实现了监控全覆盖。
河西走廊的“母亲山”祁连山，寂静无语，伤痕累累。所幸，祁连山的生态状况如今已受到党中央、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一系列综合措施正在或将要相继实施。
从17岁算起，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东大河自然保护站新城子资源管护站站长马培仁已在祁连山中巡护38年。时隐时现的关节疼痛，是宿地窝、爬山林的护林生活留下的特殊记忆。背水壶、带干粮，徒步穿越几十公里，一年穿坏八九双鞋，有时还会与狼对峙。像他这样的管护员，在祁连山中有710多人。
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学龙将33年的时光献给了祁连山。因病切除了胃，但张学龙保护祁连山的研究课题仍在继续。
46万金昌人的水源地位于祁连山深处，两条主要来水河流的上游在青海省境内。金昌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方银天，为了祁连山曾9次进京“”。目睹保护区内的种种采矿行为，方银天说：“我感觉灌木都在哭泣。”他组织代表调研、反复向有关方面汇报，在青海省主要领导直接干预下，核心区的探采矿活动逐渐停止。
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对生态最好的保护就是最大限度减少人类活动的扰动，对生态破坏最好的补救就是人工生态修复和自然恢复。然而，开发是数十年累积之果，关停退出也非一日之功。
常海霞是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全国人大代表，从小就生活在祁连山中的康乐草原。在她儿时记忆中，灌木和草丛能“湮没一头牦牛”，如今已经看不到了。
这位大学毕业的裕固族女子先做大学生村官，再做银行行长助理，然后辞职当牧民。为了减轻天然草场的压力，常海霞尝试用舍饲的方式养羊。但是由于市场行情不好，这笔投资并未达到她预想的结果。
“我们裕固族已经在祁连山里生活了上千年。”常海霞说，“要生活好点就得多养牛羊，可是养多了就会破坏草场，这是一个要破解的难题。”
祁连山国家级保护区境内有1000多万亩草原。经近十年努力，祁连山张掖段天然草原已累计减少牲畜28万多个羊单位，但是仍超载13.4万羊单位。
靠着祁连山吃饭的不仅是牛、羊、马，还有人。武威市近6年来已从祁连山中搬迁3.5万户、13.46万人，目前仍有居住在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382户、1416人需要进行生态移民搬迁。张掖市境内有3200名农牧民需要搬迁。金昌市境内还有常驻牧民90多户。
限制天然放牧，推广舍饲养殖，搬迁牧民定居，都是在退出，都是在纠偏已过度失衡、负重的祁连山生态链。正如当初，进是找出路；现在，退也必须有出路。
张掖、武威、金昌三市统计，若要搬完保护区内所有应搬迁的百姓，按照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迁的标准，需至少投入2亿到3亿元搬迁资金；若要更好保护生态，按照人均管护面积5000亩计算，需新补充1680余名管护员，每年新增9200多万元管护补贴。
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退出之后靠什么生存，关停之后靠什么发展，当地政府和群众正在探索中寻找解决答案。这既需当地以新动能提升传统产业结构，更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据环境保护部调查，“轻保护、重开发”的问题在全国许多自然保护区都不同程度存在。涉及保护区的各类开发建设项目、农业生产活动、资源采集活动以及旅游活动等，成为影响自然保护区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程立峰表示，遥感监测发现的采石、工矿建设、能源资源开发、违法无序旅游开发以及其它人工设施建设等已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一些自然保护区的价值和功能受到损害，个别自然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已经大幅减少甚至消失。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督察中发现，自然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发问题仍然多见。
祁连山的生态嬗变，正是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个典型样本。这座横亘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和西北荒漠的巨大山系，其生态区位的独特性在于，她对环境变化更敏感，从而也更脆弱。
“青海云杉天然林是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主体，结构单一，林下灌木和草稀少，生物多样性较低，天然更新差，生态系统易受自然条件影响，承载力低、易破坏、修复能力弱。”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院长刘贤德说。
发源于祁连山的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来水12年连丰，下游甚至多年干涸的地方也重现沼泽湿地。但这在生态学者眼中，虽然短期上游来水增加，但无异于涸泽而渔、寅吃卯粮，是对冰川资源的过度消费。
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相融的整体。像祁连山这样环境敏感区域的生态变化，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的是更大尺度的环境变化。去年末，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临时声明称，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继续上升。2016年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全球平均温度高出工业化时代之前水平约1.1℃。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又是对自然过度索取的物种。保护和建设一个美丽富饶的河西走廊，恢复“母亲山”呵护滋养人类的功能，不仅需要眼前立竿见影雷厉风行的行动，还需要站在更高的生态文明视野定方略、谋全局。从某个角度说，保护好祁连山，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穿行祁连山，我们听到了很多“好声音”，看到了不少“好办法”，也感受到干部群众正在逐渐树立起“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
甘肃省委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全面做好祁连山生态保护工作方案》，并上报国务院，要求将保护祁连山生态环境的责任义不容辞地扛起来。
张掖市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矿还绿和退建还湿（地），力争用三年时间使祁连山、黑河湿地水环境保护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发展对矿山、草原、湿地等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
武威市启动了“下山入川”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优先对生活在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农牧民实施整村、整组易地安置，实现祁连山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无农牧民生活生产目标。
金昌市坚决停止保护区内探矿权、采矿权新设和延续，坚决打击取缔保护区内无证非法探采活动，对保护区内未到期采矿权全部冻结、坚决退出。
如何从体制机制障碍中突围，是人们必须面对的考题。如一山跨两省且管理体制不对等，祁连山在甘肃省境内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青海省境内又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山丹马场地跨甘青两省6县，隶属于央企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经营与生态保护矛盾突出。
落实好顶层设计，即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和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
划定各类自然资源保护红线，探索建立以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新体制；
加快推进国家山水林田湖项目实施，将符合条件的部分农牧民转化为护林人员；
加快落实“河长制”，积极探索“山长制”，以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为契机，打破行政边界约束，成立跨区域的管理和执法机构，共同保护祁连山；
科学发展当地最有优势和前景、也最能实现绿色发展的现代农牧业和旅游业。
这些革新性的构想，不仅对于河西走廊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带来根本性变局，也代表了中国正在探寻和引领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
让河西走廊这条历史中的伟大通道再现辉煌，让连接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永远畅通。所有努力和心血，必将迎来一个生态良好的明天！（记者 任卫东、谭飞、董峻、王博、黄文新、范培珅）
